关于酒在中国的重要性，一些数据便可说明，如在中国秦汉之前出土文物中，酒器便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之多，而这些器物多被应用在祭祀、会盟、祈拜等场所，除了证明古人多饮酒之外，也说明酒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。
我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，《汉书》有曰：“酒为百礼之首。”明宣宗在《酒谕》中亦曰：“非酒无以成礼。”酒不仅是一种刺激性的饮料，而且是一种富有特殊内涵的文化饮品，饮酒既是一种生活饮食行为，又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活动。在“无酒不成席”的今天，“座中客常满，杯中酒不空”，可谓是宴会、聚餐的真实写照。
现如今，我们约上三五好友聚会小酌，都要经过找人、选地儿、入座、敬酒、劝酒等一系列步骤，入座后还有主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客陪之分，再具体到怎么举杯，祝酒词如何讲，更是三言两语说不清的。
其实，古人宴饮规矩更甚，举凡邀客、迎客、入席、就座、敬酒、奉食、送客，一无遗漏，才可谓礼周也。
邀客要凭请柬，这在明清更盛行；迎宾，《仪礼》中有“三揖、三让、三辞”之说；堂室是古人设酒宴、敬宾客的主要场所，除堂室外，亦可选择花下、竹林、荷亭等高雅之地。
如魏晋时期的“竹林七贤”，则是因七位志同道合的贤人雅士，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而得名；入席时，主人入门后而右，客人入门而左，主人就东阶，客人就西阶。礼坐之法为两膝着席，屁股坐在两脚的后跟上，禁止“箕踞”(席地两腿八字分开)，并坐不横肱(胳膊由肘到肩部分)，“食坐尽前，坐必安”。
古人入座，在列位上也有主宾之说，讲究与天地合其德。据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记载：“天地严凝之气，始于西南，而盛于西北，此天地之尊严气也。天地温厚之气，始于东北，而盛于东南，此天地之盛德气也。
主人者尊宾，故坐宾于西北，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。宾者，接人以义者，故坐于西北。主人者，接人以德厚者也，故坐于东南。而坐僎于东北，以辅主人也。”除了方位的区分，古人在席位设置上也有首尾上下之别。
首者上也，为尊;尾者下也，为卑。与之相应，尊位即上位、上席、首位、首席、首座等称谓，还有上首之称。上首，本是佛家用语，后走出佛门，进入酒宴，成为一席中最尊的位置。
古人进酒曰献，回敬曰酢，劝酒曰酬，酌而酬酢曰醮。尊卑地位不同，长幼身份不一，敬长赐贱都有礼规。要求长者、尊者依礼必正；少者、卑者受礼必从。周代筵礼中，主人敬酒，先从几上取杯，洗净后再斟酒，斟满后双手捧递，客人双手接，一饮而尽，后置空杯于几上。客人回敬亦如此。但对天子不适用，“天子无客礼”。对不胜酒量或涓滴不沾的宾客，常设醴或茶代酒。
敬酒之后，则应奉食，谓“从献”，即以燔肉或炙肝之类置于爼(砧板)上从而荐之。宴饮结束后要送客，据《汉乐府·陇西行》描述：“废礼送客出，盈盈府中楚。送客亦不远，足不过门枢。”
从西周时代开始，我国就已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饮酒礼仪，它是那个礼制社会的重要礼法之一。西周饮酒礼仪可以概括为4个字：时、序、效、令。时，指严格掌握饮酒的时间，只能在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祭礼或喜庆典礼的场合下进饮，违时视为违礼。
序，指在饮酒时，遵循先天、地、鬼(祖宗)、神，后长、幼、尊、卑的顺序，违序也视为违礼。效，指在饮时不可发狂，适量而止，三爵即止，过量亦视为违礼。令，指在酒筵上要服从酒官意志，不能随心所欲，不服也视为违礼。
正式筵宴，尤其是御宴，都要设立专门监督饮酒仪节的酒官，有酒监、酒吏、酒令、明府之名。他们的职责，一般是纠察酒筵秩序，将那些违反礼仪者撵出宴会场合。不过有时他们的职责又是强劝人饮酒，反而要纠举饮而不醉或醉而不饮的人，以酒令为军令。
古人饮酒，倡导“温克”，即是说虽然多饮，也要能自持，要保证不失言、不失态。教人不做“三爵不识”，狂饮不止的人。所谓“三爵不识”，指不懂以三爵为限的礼仪。
《礼记·玉藻》提及三爵之礼云：“君子之饮酒也，受一爵而色洒如也，二爵而言言斯，礼已三爵而油油，以退，退则坐。”就是说，正人君子饮酒，三爵而止，饮过三爵，就该自觉放下杯子，退出酒筵。所谓三爵，指的是适量，量足为止，这也就是《论语·乡党》所说的“惟酒无量不及乱”的意思。
唐人饮酒，少有节制。大概从宋代开始，人们比较强调节饮和礼饮。至清代时，文人们著书将礼饮的规矩一条条陈述出来，约束自己，也劝诫世人，如：《酒箴》、《酒政》、《觞政》、《酒评》等。清人张晋寿《酒德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量小随意，客各尽欢，宽严并济。各适其意，勿强所难。由此可以看到清代奉行礼饮规范的具体内容。
酒与天地同时在这种美物被点化而成的初期，先秦中国曾经几度挣扎在为何而饮的困惑中。从酒池肉林到“饮惟祀”，饮酒已不只是饮酒，而是一种彻底的心灵状态。而正是酒的此种因素，奠定了它作为百礼之首的基础。
